脸上，洗净了灰尘，也洗净了心里的不安和焦躁，少年的眸子里，清澈得令人心惊的眼神望着那高不过一丈的土房子，脸上竟微微带上了些许笑意。

    进了家门，一股子熟悉而又陌生的红薯味吸入鼻中，似乎有些发凉，张晨不由得打了个喷嚏，门外，豆大的雨点落在地上，还不到一刻钟，竟已经渐渐消停了。

    一抹金色夕阳的余晖挤开那渐渐消散的乌云，洒落在宁静的小村中，雨后，那天竟异样地蓝得刺眼。

    “这八月天的雷雨，来得快去得早，地里的泥巴还没湿个透！”

    三间拥挤的土房子里，张晨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在里屋的长板凳上，耳边隐约听得到女人从里屋隔壁的灶台边传来的话声。

    理了理脑中的思绪，他竟发现自己似乎还记得不少的事情，如果没记错，这肯定是九五年的那个下午。

    那天他背着母亲刘爱平去村前的河里戏水，被当场捉了个正着，只是记忆中，却不似现在这般静静地坐在屋子里，而是被母亲刘爱平逮着在湖边狠狠地揍了一顿，自此之后，便再也没有下过水。

    不错，真的是九五年！记忆中稍显模糊的土房子，一样的味道，甚至门角那由着几块木板架起的鸡窝都极为熟悉，时隔近二十年，他却难以忘记这里的点点滴滴。

    多少次梦想回到童年，多少次想追忆过去，又有多少次想重头再来，来的真真切切时，却有些不知所措，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张晨生在科学发达的年代，长在现代化的世纪里，却从来没有过如此奇异的经历。

    然而，墙上那厚如砖头一般的劣质日历上，正中赫然印着的鲜红阿拉伯数字，似乎在嘲笑着。

    “28，一九九五年，八月！”

    一九八六年的夏天，国家终于开始试行了义务教育制度，张晨很幸运又极为无奈地按时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小学生。

    作为坝头乡最西边的村子，应该说是大队，张湾大队最近的小学都在五里开外，说是学校，不如说是一个乡下的跑马场，甚至没有一个学校的名字，仅仅是叫做屋前学堂，学堂里只有两个年级，两个老师。

    一个近乎七十的老先生，姓杨，戴着一副老花镜，高瘦高瘦的，直到很多年后张晨都很好奇老头子那一把老骨头怎么撑得起近一米八的身体。

    而另一个却是杨老头的孙女，叫做杨彩华，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如果不是胸前隆起的胸脯，甚至没有人认得出她是个女人，近一米七的个头，方字脸，浓眉大眼，若是一个男子倒是一副好样貌，只可惜是个女儿身。

    杨老头和杨彩华爷孙俩一个带着两个年级的语文课，一个带着两个年级的数学课，而张晨则在屋前小学读过两年之后，便转到了七八里之外的白鹤村小学，暑假结束一开学，便是白小五年级的学生。

    在刘爱平眼里，儿子张晨自那一日挨打之后，便极为反常地在家里坐了好几天。

    即使她外出到田地里，由于不放心就把孩子带着，张晨也是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坐在地坝上，翻着不知道从哪家的厕所纸壁里掏弄来的小人书。

    在不过几十户人家的张湾，张老大家绝对算得上是标准的贫农，连中农的边都沾不上，一年能有个三两千块钱的收入就算是丰年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老头子张文林做包工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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